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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集”“文集”出版背后的故事

2017-8-17 15:12| 编辑: admin| 查看: 533| 评论: 0

摘要: 记忆中,我买的第一套大型文集,是2000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17卷《列夫·托尔斯泰文集》 。几年后,我又买了十卷本彩绘插图版草婴译《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》 。说来这些年家里拥有的各类全集、文集是越来越多, ...

记忆中,我买的第一套大型文集,是2000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17卷《列夫·托尔斯泰文集》 。几年后,我又买了十卷本彩绘插图版草婴译《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》 。说来这些年家里拥有的各类全集、文集是越来越多,加之其他图书,我虽是乐在其中,也时不时生出“书满为患”的感慨。

即便如此,有时自问,买了这么多全集、文集,自己看过多少?这一问着实把我难住了,像“托尔斯泰文集”“福克纳文集”等等,我自然是读过好些本的,有些全集、文集,却只是拆了封,还没来得及通读其中任何一本。

既然来不及读,估计在余生也没可能都一本本读完,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有什么意义呢?难不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收藏癖?话虽如此,我们买的东西,也不是都能物尽其用啊。这样想后,就免不了自我安慰一下,要放在二三十年前,这些个全集、文集,你就是想买还没处买呢。

出版全集、文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,不是一蹴而就的

事实恰如我所想。据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冯涛介绍,就外国文学而言,差不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图书市场上才开始出现了少量经典作家的文集、全集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巴尔扎克全集》也差不多到九十年代初才出齐。“这样的全集、文集,一般情况下,都是积累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版的。像巴尔扎克的书,包括傅雷译的几种之外,其他作品在此前也大多出了中译本。这个时候出全集、文集,就顺理成章了。所以说,出全集、文集是不太可能一蹴而就的。 ”

言下之意,出全集、文集一方面有赖于译本的积累,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。当然这些年里,某一个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借着获奖的效应,把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一两年里出完,也不是没有的事,但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外。另一方面,外国文学阅读市场的形成,也需要经历一个过程。冯涛介绍说,外国文学出版初始阶段,都是从引进某位作家的某一部或几部最重要的作品开始的。“比如说,‘文革’结束以后,我们重新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,基本上也就《红与黑》 《简爱》 《战争与和平》等为数不多的几种。到了八九十年代,‘三套丛书’出来了,‘外国文学名著丛书’ ,亦即读者习惯说的网格本,还有‘二十一世纪外国文学丛书’及‘外国文学批评丛书’ ,可谓风行一时。 ”

在当时,外国文学出版界普遍以为,有这“三套丛书”也就够了,事实并非如此。冯涛说,读者的阅读热情,超出很多出版人的预期,比如读了普希金、莎士比亚的一两部代表作,有些读者就希望能读到他们更多的作品。“那个时候,全集、文集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两个社之间有个大致的分工。法俄类由人文社出,英美类由译文社出。到了九十年代以后,出版放开了,两个社就陆续把各自以前没出的部分补齐了。而这时,出版门槛已经很低,很多出版社都开始出各类全集、文集了。 ”

买一两本是小生意,版权代理人要做大宗买卖

到了这个阶段,出版社也开始比较多地出版没过版权期的国外当代作家的作品。冯涛介绍说,此前市面上能看到的外国文学图书,大多是公版书,等到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后,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就需要购买版权。“一般来说,版权代理人不允许你挑挑拣拣,他们希望你出某个作家的书,就把它买齐了。这是很好理解的事。版权代理人是跟出版社做生意,你买一本两本只是小生意,要你一下子都买了,那毫无疑问就是大宗买卖。 ”

不妨以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期出的八卷本《E.M.福斯特文集》为例。冯涛介绍说,在中国加入公约前,就有五六家出版社引进出版过福斯特的作品。此后,译文社正式购买了《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》的版权,译林社买了《印度之行》的版权,再后来,人文社一口气买了福斯特五部作品的版权。“版权理论上讲是五年一签,等这些作品版权都到期了,我们译文社就买了他八部作品的独家版权,加之这些作品都有中译本了,所以就顺理成章出了福斯特的文集。 ”即便如此,出类似的文集也不能说就没有风险。冯涛表示, 《E.M.福斯特文集》单本印数四千册到六千册不等,像《小说面面观》已经加印两次了,总体上看,目前卖得差强人意。

古籍、当代文学领域出全集多和学术研究有关

相比而言,古籍领域出版全集、文集风险要小得多。只要是一流、二流的大作家、大诗人,一般都有全集出版。其中一些,还不只包括他们自己的文字,还汇集历朝历代的评论、注解,称之为校勘本、评注本。“但古籍类全集不少跟高校里的学术要求是分不开的。一般来说,某一个领域的某一个专家牵头什么项目,就能促成这样一件事情,所以比较容易得到相关学术研究基金的支持。但在外国文学方面很少有这样的事情,多是直接由图书市场决定。 ”

但在当代文学出版领域,争取基金支持倒是常有的事。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介绍说,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,某个单位的领导申请到一笔基金,给自己出一套文集,其主要目的就是想给自己留个纪念。“这也无可厚非,但这样的图书,一般不进入图书市场流通。 ”曹元勇表示,有一小部分作家未必是大众读者特别熟悉和认可的,但从出版社的角度看,出版他们的文集有一定的价值,“像《白桦文集》 ,即使没基金支持都是应该出的,有基金支持就更得出了” 。

然而,读者更关注的还是一线作家的文集。问题是,即使是一线作家,绝大多数读者想买来读的,也只是他们创作的一本或几本很受关注的作品,既如此,又何必急着出他们的文集呢?曹元勇说,一方面,出一线作家的文集,大体会有一定的图书份额。“很多专业研究者自然会买的,因为他们做研究,有必要通读这些作家的作品,并且在有些高校里,还会为一些研究者报销部分买书的钱。而特别喜欢这些作家的读者,也有可能买他们的全集、文集来读。 ”另一方面,曹元勇表示,出版社也有责任让读者了解这些作家的其他作品。

网店有时定制,网购也利于全集、文集推广和促销

以此推断,各类全集、文集的出现,无非是取决于出版社和读者两方面的因素。实际上,正如冯涛所说,在当下消费时代,图书销售方正崛起为不可忽视的力量,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,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,有时出版社是应相关网店的要求出版一些全集、文集的。“他们觉得某个选题不错,之前的单行本卖得也不错,就会跟出版社专门定制全集、文集,然后要求只在这个网站销售。 ”

实际上,图书是一种商品,相对于一些必需品来说,全集、文集就像冯涛说的,是一种并不昂贵的“奢侈品” 。以冯涛的观察,网购很利于大部头书的推广和促销,“尤其是在碰到‘双十一’‘六一八’ ,网店会推出一些促销活动,这个时候,买一单少说要凑到一百块吧,那买一两本书是凑不齐的,这时大部头的作品优势就体现出来了” 。

当然,读者在买书时还会碰到一种情况。有些全集、文集是编了序号的,这意味着他们只有一种选择,要买只能买全套。曹元勇说,他手头有一本《白鹿原》 ,但他还想对陈忠实的创作有更全面的了解,就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十卷本《陈忠实文集》 ,因为这套书不能拆开卖。不过,多数时候读者是有选择机会的,因为很多出版社眼下出全集、文集,只是安了一个总的名目,像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《博尔赫斯全集》 ,更是以几十种小开本的形式呈现,就更为灵活了。

对于出版社来说,特别要考量的,还是这些全集、文集的销路。曹元勇表示,像张承志的作品,因为已经有十几年时间没好好整理出版了。 《张承志文集》出版后就比较受关注,也卖得好。像莫言的作品,此前陆陆续续有出版社在出,但到现在都过了版权期。浙江文艺出版社买了独家版权后出版《莫言作品全编》 ,因为是独家,可以预期会有比较好的销量。“再则,我们严格把好编校质量关,力争给读者呈现一个很好的版本,你做好了,相信读者会看到,会认可的。 ”

如此说来,市场上各式全集、文集怎么样,最终还是由读者说了算。而作为普通读者,要能买全集翻翻,哪怕是作为某种装饰品,在我看来都是好的。如果你是一个专业读者,你对一个或几个作家充满兴趣,买一套或几套全集、文集,也在情理之中。毕竟,就像有作家说的,如果仅凭你读过的一篇或几篇作品,你对一个作家很可能会做出误判。你可能把一个大作家“缩小”成小作家,也可能把一个小作家“扩大”成大作家。读他们比较全的作品,才可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。

要我看,对照眼下中国人人均年读书量只有可怜的几本,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,买买全集、文集,都是应该鼓励的。你可以设想这样的读者至少是心怀读书的美好意愿的。如此一想,我不再为各式全集、文集占据了我一定的生活空间感到惭愧,倒是为自己拥有两套托尔斯泰文集感到无比欣慰了。不是吗?看哪,我对托尔斯泰有多么热爱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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