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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有顺:写作要对萎靡的时代作狮子吼

2017-6-22 16:28| 编辑: admin| 查看: 1300| 评论: 0

今天讲“时代”。

任何一个时代,都有精神的主流、潜流,也有写作的主流和潜流。

我们很容易加入到时代的主流合唱中,写精神的主流。但我们不能忽视主流之外的潜流,不能忽视一个时代有可能正在发生的那种细微而又不可忽视的变化。

一个作家能领风气之先,他一定是率先看到了时代内部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。如鲁迅在他们的那个时代,率先发现了别人所没有发现的事实,才能写出那种具有高度的时代概括性的作品和人物。可当代的许多作家,是在惯性里写作,被时代卷着走,他们对一个时代精神气息的流转并无察觉的敏锐,也无引领的勇气。

一个时代的萎靡,当然也会体现在这个时代的小说之中。

这十几年,中国当代小说的主流,是写经验、欲望和身体。通过经验、身体、欲望的书写,让文学回到个人维度,让人性也获得了新的书写角度,这是有价值的。但到了后来,当多数作家都在写欲望和身体,都在写一己之私、一己之身体时,其实很多作家用的是同一具身体,写的也是同一种欲望和经验,身体写作也就成了新的公共写作。

看起来是以最个人的方式进入,写的却是新的公共性,以致到现在,谈论性和欲望不再是隐私,谈论灵魂才是。

我认为这是当代小说的危机之一。

◈ 二 ◈

灵魂的衰退,意味着当代小说普遍匮乏超越精神,充斥的都是身体的喧嚣,都是欲望拔节的声音,可灵魂需要一个辩论的空间,使之得以认识自己的处境。

一味地在小说里反对伦理追问,只会导致一种新的浅薄,而真正深刻的内心叙事,就是要为生命打开一个自我辩论的空间,既揭发人心的罪恶,也并阐明罪恶中可能埋藏的光辉,不是只看到善对恶的审判,更是要写出恶的自我审判。

然而,当下如此繁盛的小说写作背后,灵魂却几乎处于静默的状态,而任由欲望在独语,这当然是不正常的。灵魂并不是拿来嘲讽用的,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,也是文学最为重要的关切。

正视了这个问题之后,我们就会发现,写作有时是需要抉择的,从哪里进入,朝哪个方向进发,最终抵达什么地方,这些都直接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写作品质。

而在我看来,从欲望的独语时代转向一个生命的自我辩论时代,这已成为小说写作新的潜流——不屈服于欲望,不放弃辩论,就表明生命中还有可以申辩、可以肯定的事物;而如何从一种黑暗的写作中发现光、积攒希望,有望酝酿出一个新的写作母题。

一种有暖意、有希望的写作,是相信生命还有意义、人生还有价值的写作。

◈ 三 ◈

中国人以前讲文学,一直有两条路,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,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。道德这条路,这么多年来,几乎都走不通了,而重历史、轻道德的结果,就是整个文学界几乎都在迷信变化,无从肯定。每一次文学革命,都花样翻新,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。

文学有历史,当然也有道德,不过,文学的道德,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、人间的伦理而已。文学的道德,是出于对生命、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,是对一种灵魂探索的回应。

我现在能明白,何以古人推崇“先读经,后读史”——“经”是常道,是不变的价值;“史”是变道,代表生活的变数。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、价值精神,一个人的立身、写作就无肯定可言。

所谓肯定,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,还有不变的精神。

与常道相呼应的,正是常世。无常世就没有小说,常世里的情和理,可称为是小说的义理。此义理一直还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中,在风俗人情、历史叙事、诗文曲艺里,都可以感觉到这种义理、生命的延续,这种心魂的萦绕。

所以,中国的地面文物已经很少,找不到像别国的斗兽场、金字塔、大教堂这样恢弘的、历史悠久的物质建筑,但中国人的基本伦理、人生义理还在传承,靠的是什么?主要靠的就是诗文。

一个民族的生活史的背后,是隐藏着这个民族的生命史的,它的载体不是可见的物质,而是不可见的诗文,这表明中国人重齐家、治国的外生活,也重正心诚意的内生活。

此即文学的常道。

只是,很多的作家处在纷乱的人世,目光往往被外在的迷雾所夺,只看见变的乱象,总是以剧烈的情节冲突来写一种人性景象,让人感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,现在看来,这只看到了生活中表浅的一面,未必触及了一个时代的核心。

◈ 四 ◈

孟子说,“所过者化,所存者神”,写作如果只看到了“过”的部分,而看不到生活和生命中“存”下来的事物——而且存下来的往往化腐朽为神奇了,这总是一种眼光上的残缺。

“五四”以后,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,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,背后的哲学,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,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。所以,小说,诗歌,新博娱乐,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,在生命上,没有人觉得还需要有所守,需要以不变应万变。

把常道打掉的代价,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,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,随波逐流,表面热闹,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。所以,很多作家都在写实事,但不立心;都在写黑暗,但少有温暖;都表达绝望,但看不见希望;都在屈从,拒绝警觉和抗争;都在否定,缺乏肯定。

唐君毅说得好,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。只要我们还活着,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,否则,你要么自杀,要么麻木地活着。如果你还没有自杀,那就意味着,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,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。

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,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?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。我想,在这一点上,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,不能放弃肯定,不能不反抗。

这是一种精神气魄。

肯定其实有时比否定更难。所以,小说要写好黑暗、绝望较易,要写好温暖、希望则难;批评要否定一部作品容易,但要在学理、义理层面上肯定一部作品则难。

黑暗和绝望,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的核心主题,可以说,也是人类精神变道中的强音,人类仿佛正向这样一个深渊坠落,但如何写出黑暗下的光,绝望中的希望,其实更难,它需要作家有勇气在绝望的废墟里把人重新建立起来,这就是肯定。

有力量的肯定源于作家对常道的相信。

◈ 五 ◈

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?在一个创造力贫乏的时代,以否定为能事,把文学的现实简单斥之为“垃圾”,在所有作品中只看到鄙陋和浅薄,这都是容易的事情,但批评家除了否定,也还需要发现,发现文学中值得珍视的段落。

作家的良心不仅体现在批判和揭露上,还要体现在对一种善和希望的肯定上;批评家的良心也不单是指他是否能勇敢地否定,也是指他是否能勇敢地肯定——他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告诉我们,这个时代尽管不堪,但终究还有值得记取和敬仰的作品。后者的力量是富有建设性的,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数学上有常数,我想,人类的精神上也有常道,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,也是常道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。

常道是原则、方向、基准。

没有常道的人生,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;没有常道的文学,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,从中,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。因此,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,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,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,是生命上的大翻转,是价值的重新确立,是道德心灵的复活,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。

所谓的时代精神,我想,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面,现在看,它可能还是潜流,但从潜流向主流的转向,起关键作用的,是作家的精神气魄。

越是大转型的时代、精神大迷茫的时代,越需要有大道,有肯定,这样,文学的低迷状态才有望打破。

曹雪芹在他的时代肯定情的力量,并相信真情对于救治一个时代的没落是有意义的,这种从道本体到情本体的转向,是石破天惊的;鲁迅是一个绝望的抗战者,最终也还是相信生命的自性、生命的原始力能改变世界。

没有相信、无从肯定,写作就会只着力于时代洪流中那些泡沫的书写,而看不到洪流下面的那些石头,那些不变的生命大道。因此,作家笔下的时代,不仅是变道中的时代,也应是常道中的时代,正如好的小说,既是对物质的还原,也是对灵魂的探索,它往往是以实写虚的,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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